草甘膦發現于1972年，產品發展歷經48年之久，因其高效、廣譜、低毒、等特點而被廣泛應用于去除農作物種植雜草，為農業生產、種植增產、穩收提供了重要。草甘膦不僅滿足了巨大、多領域的滅生性需求，并能嫁接到抗性種子市場，多年來一直獨霸非選擇性除草劑市場。可近些年來，草甘膦被蒙上海嘯般的“致癌”風波，且面臨雜草抗性的窘態，現已疲態盡顯。可以說，草甘膦書寫了陽光、風雨兼程的植保之路。
一、草甘膦市場發展回顧
隨著滅生性除草劑需求的發展和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推廣，為草甘膦成長為重大農藥提供了土壤和主要動力。
1972年，草甘膦開始化的推廣，使得市場迅速成長；
1998年之前，除草劑市場中草甘膦已經位列4～5位；
自1996年以后，草甘膦的銷售額一路攀升。
近些年來，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一直保持較快增長，從2007年的1.14億公頃增長到2018年的1.92億公頃。根據《2018年生物技術/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態勢》報告顯示，2018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超過1.9億公頃，創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以來的新高（圖1）。
截至2018年，共有26個國家和地區種植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92億公頃，較2017年的1.898億公頃增加了190萬公頃，約是1996年的113倍；另有44個國家和地區進口轉基因農產品。2018年，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達到9 590萬公頃，占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的50%，其次是玉米（5 890萬公頃）、棉花（2490萬公頃）和油菜（1010萬公頃）。從單一作物的種植面積看，2018年轉基因大豆的應用率為78%，轉基因棉花的應用率為76%，轉基因玉米的應用率為30%，轉基因油菜的應用率為29%。
與此同時，供應量占60%以上的我國草甘膦生產企業，生產量也從2010年的31.6萬噸增長到了2019年的55萬噸。根據Phillips McDougall和KLEFFMANN折合統計，2018年草甘膦市場達到58億美元，我國為第四大應用市場，規模為3.8億美元，實際上，多年來草甘膦在我國市場實現了穩定的增長。
根據2019年版《農業植物品種命名規定》第十五條規定，我國首次批準頒發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種，獲批的抗蟲耐除草劑玉米、雙抗玉米以及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是我國首次獲得批準的主糧轉基因品種，意義十分重大。隨著百草枯退出我國市場，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推廣到來，高性價比的草甘膦在我國可謂“又逢春天”，轉基因國產化、商業化種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種植端、需求端和政策端等高度的協同，才能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草甘膦是有史以來較為成功的除草劑品種，是引入抗草甘膦作物之前極為成功的滅生性除草劑；之后，隨著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技術的引入也使其應用大幅度增加。多年來，草甘膦一直是集科研和商品創新的焦點。在過去40多年有關草甘膦的科技著作和專利數量已達20 000件左右。目前，草甘膦是較大宗的除草劑品種，市值約占除草劑市場23%的份額，但因抗性的累積發展和禁限用的政策的影響，草甘膦的使用量和市值占農藥的比重都在逐步下降。
二、草甘膦代表著非選擇性除草市場的龍頭
非選擇性除草劑較為重要的品種為草甘膦、百草枯、草銨膦和敵草快，它們的市場份額占據非選擇性除草劑總量9.5成左右。其他的非選擇性除草劑主要有五氯酚鈉、雙丙氨酰膦和滅草煙等，它們與上述4個品種相比銷量少，主要在非農上應用，市場體量不大。
百草枯、敵草快同屬于聯吡啶類除草劑，敵草快、百草枯分別于1958年和1965年上市，兩者上市時間相差4年。這2個除草劑化學結構均為聯吡啶骨架，敵草快由聯吡啶加2個溴離子、百草枯聯吡啶加2個氯離子組成的鹵素化合物。由于敵草快以溴素為原料，相對而言，敵草快的成本高于百草枯，晚4年上市的百草枯市場發展快于敵草快。2018年百草枯市場規模達到12.02億美元，同年，敵草快市場規模為2.19億美元，百草枯市值約為敵草快5.49倍。
草甘膦和草銨膦同屬于氨基酸類滅生性除草劑，它們上市時間分別為1972年和1986年，草甘膦的應用與比其早十多年商業化的聯吡啶類除草劑百草枯和敵草快相似，是應用較廣泛的滅生性除草劑，它在土壤中基本無活性，草甘膦還可用于非農作物，如鐵軌、路旁，播前和收獲后的農田，以及在樹木和果園作物中控制林下植被等領域的使用。
2018年草甘膦、草銨膦、百草枯、敵草快合計市場規模為83.19億美元，加上其他小宗的產品，滅生性除草劑市場達到85億美元左右，占除草劑市場236.24億美元的32%，可見，滅生性的需求“扮演”著除草劑市場基石的作用。
多年來，草甘膦一直充當著非生性除草劑市場“主力軍”的作用，由于草甘膦抗性發展和抗草甘膦轉基因推廣阻力，未來草甘膦不可能在像其剛出現時那樣經歷持續增長，草甘膦市場需求疲態已經顯現，但草甘膦仍然擔當者著非選擇性除草市場的龍頭。
三、2020年草甘膦價格下行有限，底部形成時間較久
未來，草甘膦供應將繼續受我國環保、等政策的高壓，復產和新產能釋放可能性幾乎為零。前期草甘膦價格已經做了深度調整，目前成交價格距離綜合成本比較接近。市場低迷，庫存基數較大。貿易商理想采購信號還未到來，具體的買法和策略筆者數次和大家分享過，價格底部形成需要時間和過程。
2010年以后，我國草甘膦產能過剩嚴重，行業產能利用率長期徘徊在5成左右，導致草甘膦原藥價格長期處于低位徘徊。十多年來，我國草甘膦行情出現2次高峰，且2次行情高峰時間跨度僅為半年多左右。2019年我國草甘膦行情一直向下，除了中間三磷排查行動期間價格反彈至2.5萬元/噸后掉頭向下，草甘膦需求平淡，這里面有貿易戰的不確定性、拜耳致癌事件累積等多重利空因素存在。
從2019年價格走勢看，草甘膦行情發展和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要階段，價格一路走低。隨著甘氨酸、甲醇等上游原料價格走跌，帶動生產成本重心下移；北美市場庫存高企，采購有限；南美市場多按需采購，導致這期間海外需求不振。行情從1月份2.57萬元/噸（均價，下同）降到6月的2.3萬元/噸。第二階段，價格短暫反彈。由于7月黃磷價格暴漲，帶動草甘膦價格反彈，從6月的2.3萬元/噸上調至2.50萬元/噸，黃磷價格除了炒作外，實際期貨供應對草甘膦漲價缺少支撐。第三階段，草甘膦價格掉頭再次向下。7—12月草甘膦價格持續價格回落，除了周期的慣性外，需求面也缺乏增長因素（圖3）。
截至發稿時，我國草甘膦原藥（95%規格）市場成交價格下滑至2.0～2.05萬元/噸，上海港FOB成交價格為2 900～2 950美元/噸，個別低端港口價格跌破2 900美元/噸。200升裝41%草甘膦異丙胺鹽水劑實際成交至10 500～11 000元/千升，港口FOB至1 480～1 485美元/千升；200升裝62%草甘膦水劑成交至13 000～13 500元/噸，港口FOB至1 820～1 825美元/噸。25公斤裝75.7%顆粒劑主流價格20 000～21 000元/噸。預計原藥價格在2萬關口附近，短暫徘徊，繼續尋底。
四、主要原料配置、產業鏈、現金和庫存管理水平決定了企業的利潤規模
原料配置、產業鏈、現金和庫存管理，決定了2020年企業利潤水平。草甘膦生產工藝可分為甘氨酸法和IDA法，目前國內甘氨酸產能約為50萬噸，占總產能的七成以上，國內該工藝仍占主導。甘氨酸法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甘氨酸、黃磷、甲醇、多聚甲醛、液氯等。以2020年1月主要原藥價格為參考，原料甘氨酸、黃磷、甲醇，三者合計占到草甘膦近80%以上成本。
2019年草甘膦需求疲軟，庫存高企，銷售壓力較大，對高價甘氨酸接受度差。2019年7月初，黃磷價格暴漲，帶動草甘膦成本上升，促使草甘膦市場價格反彈，半月間價格上漲了近2 000元/噸，2019年7月下旬，隨著黃磷價格快速下滑，導致草甘膦價格快跌。可見，主要原料對價格下行的草甘膦也非常敏感。
從供求角度看，預計2020年供應穩定、庫存水平繼續加大。從我國工廠供應情況看，草甘膦供應商整體環保水平相對較高，草甘膦的開工或將難以受到限制；產品影響力減縮，短期內難有產品取代其農藥的主導市場，但是考慮到草甘膦逐步禁限用，導致使用面積將逐步縮小，另外轉基因市場處于高位，難以提供作“加法”的力量和因素。
五、草甘膦市場結構及影響主要因素
根據Phillips McDougall及KLEFFMANN公布的數據來看，2018年草甘膦使用前5大區域是巴西、美國、阿根廷、我國及澳大利亞，使用量分別為13.31、11.1、8.0、5.3和4.0萬噸，合計41.61萬噸，占市場總量的58.31%。草甘膦市場呈現高集中度特點，除了這些國家農業稟賦優勢外，還與這些國家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大田作物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滲透率密不可分。
根據Phillips McDougall及KLEFFMANN公布的數據來看，2018年草甘膦市值前5大的區域是美國、巴西、阿根廷、我國及澳大利亞，市值分別為974.27、849.50、587.69、376.30和268.49（百萬美元），合計3056.25（百萬美元）占總值的54.80%，市值CN5占比和使用情況相當。
2018年草甘膦市值前5大的大田作物是大豆、玉米、麥類、水稻及棉花，市值分別為13.91億美元、7.11億美元、5.35億美元、2.11億美元和1.75億美元，合計30.24億美元，占市場總量的63.42%。
2018年草甘膦使用前5大的作物是大豆、玉米、麥類、水稻及棉花，使用量分別為19.7、9.37、8.0、6.1和2.1萬噸，合計45.27萬噸，占市場總量的63.43%，從使用和市值看，草甘膦市場呈現作物高集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