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適合機械化大規模使用的平原地區，“土地流轉”成為一個時髦的詞。而在河南鄧州，廣大農民卻對這個詞十分熟悉，這個詞在這里除了代表先進、機械化之外，還帶有一點尷尬的色彩。
上個世紀90年代末，鄧州的相關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土地流轉。然而，這卻是一段不愉快的經歷。1999年，鄧州市白牛鄉為了建“農業結構調整示范區”，以520元/畝的價格簽訂了15年的合同，將346畝土地承包給兩個種植大戶。2004年，這單合同在農民的抗議聲中被終止，政府給兩個種植大戶一定數額的賠償。
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逐步向城市轉移，留守老人年齡越來越大，自發的土地流轉開始成為一種潮流，農業合作社開始興起，土地流轉所帶來的尷尬色彩也在逐漸褪色——小兩口一邊開店，一邊租種兄弟甚至堂（表）兄弟家的土地成為時尚。然而，目前，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土地流轉卻逐漸停滯。鄧州市人口密度大，地少人多，每人的耕地基本只有7、8分，這就意味著同樣規模的土地流轉，種植大戶要浪費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和農戶協商和溝通，也意味著日常經營成本的上升。再者，鄧州的土地流轉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進行的，商業化程度不足，原本應該800元/畝的年承包價格，但是礙于親戚關系，承包價格變成了每年每畝100斤小麥。如此低廉的流轉價格，使得一些人根本對流轉不感興趣，但是出于對陌生人的警惕和不信任，他們又不愿意將土地租種給不認識的人。第三，錯綜復雜的宗族關系成為土地流轉發展的桎梏。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在一個村子里面繁衍生息，難免產生各種矛盾，而在日積月累中，這種矛盾被深化，甚至發展成為宗族械斗、成為世仇。這些仍然視土地為安身立命之本的農民自然而然地產生“決不讓仇人碰我的地”的念頭。第四，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進行的土地流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流轉人群面窄，難以形成大規模的生產，不利于土地流轉面積的進一步擴大。
除了流轉模式存在問題外，當地土地流轉的敵人莫過于土地開發。全鄧州競爭激烈、舉辦活動多的永遠是開發商。即使在偏遠的地區，住宅樓也是屢見不鮮，更妄論靠近市中心的那些村莊。如何在城市化進程加速和現代化農業中尋求平衡，是每個高速發展地區所要面臨的問題，也是鄧州這樣一個典型的內陸小城市要回答的問題。